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無論古典音樂抑或古蹟，總有人認為高不可攀，但李垂誼用行動證明，將兩者結合能實現「與眾同樂」──「有些觀眾喜歡這樣認識香港，特別是疫情後，現場音樂會的氣氛完全不同，連身體都能感受到震動，那是YouTube、Spotify無法比擬的！」視像會議鏡頭前，李垂誼難掩興奮。作為國際級大提琴演奏家，李垂誼長駐歐洲演出，卻從未忘記家鄉香港，每年至少回來數次，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舉辦「古蹟音樂會」。

李垂誼與姐姐創辦慈善機構「誼樂社」（Musicus Society），自2013年起尋覓本港多個古蹟場地舉辦「樂．憶古蹟」社區音樂會，並從2019年起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我在香港出生，小時候在銅鑼灣長大，兒時經常經過保良局，卻從不知道內裏乾坤，直至數年前舉辦古蹟音樂會，終於有機會踏足這個地方，原來這麼特別、漂亮。」

古蹟音樂會的特別之處在於，李垂誼演奏的選曲會呼應場地的歷史背景，用音樂喚起觀眾的歷史感。這一項目在2022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頒授「全球世界遺產教育創新案例獎」。「很多人說香港以前只是小漁村，但香港並不簡單，很早已經存在不同角色、不同層次、不同故事，並與世界形成多種聯繫。」

浦羅哥菲夫同窗好友

過去，他們曾發現香港與「樂聖」貝多芬的連繫；今年，適逢二戰結束80周年，李垂誼9月將率領樂社移師至另一個香港古蹟──明德國際醫院（下稱「明德醫院」）上演四場室樂音樂會﹝見表﹞。該院坐落於港島奇力山，主樓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創立人是1858年來港從事金融業的英籍銀行家Granville Sharp，他在1899年去世。生前，他訂好遺囑：為紀念亡妻Matilda Lincolne，決定以其名字成立醫院，1907年接收首批病人。二戰期間，山頂遭日軍轟炸，明德醫院未能幸免，其中一幢大樓被戰機炸毀。當年，醫護人員及病人靠躲藏在地下室避過一劫，該地下室至今仍保留；其後，他們被送往赤柱拘留營，直至香港重光，明德醫院於1951年恢復運作。

在籌備音樂會的過程中，李垂誼還發掘出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明德醫院曾收治一位病人，住院很久。他是一位鋼琴家，多年來一直在香港教琴，這位病人原來是蘇聯著名作曲家浦羅哥菲夫（Sergei Prokofiev）的同窗好友。」該病人是拉脫維亞教授夏里柯（Harry Ore），除了是浦羅哥菲夫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朋友和同學外，還是柴可夫斯基的學生。他從1920年代起定居香港（日佔時期曾居澳門），期間培育了大批華人鋼琴家，直至1972年逝世並葬於香港。

李垂誼介紹，浦羅哥菲夫是蘇聯兩大著名作曲家之一，有「音樂變色龍」的稱號，代表作包括芭蕾舞劇《灰姑娘》等。俄國十月革命後，浦羅哥菲夫曾流亡海外，其後回國。二戰期間聲望很高，獲頒「史達林獎」，但後期遭到批鬥，作品被指受西方中產階級影響，遠離無產階級需求，因而作自我批判，最終於1953年3月5日與史達林同日逝世。

「發掘歷史的過程很有趣，我從未想過山頂一間醫院，竟然跟蘇聯著名作曲家有淵源，所以這次其中一首曲目是浦羅哥菲夫的作品，那是他在二戰時代寫下，形容他在戰爭當刻的心境，面對紛亂世界的感受。」

音樂會挑選了三首與戰爭歷史相關的經典樂章，除浦羅哥菲夫F大調第二弦樂四重奏外，還有浦賽爾的《狄多與依尼阿斯》序曲及狄多的哀歌，後者每年倫敦Remembrance Sunday都會在白廳無名戰士紀念碑前演奏；壓軸還有巴赫D大調第三管弦組曲，象徵和平與戰後重建。

空置古蹟是浪費

「音樂家喜歡在特別場地演奏以激發靈感。」李垂誼認為，香港演奏場地有限，若能善用古蹟，變相提供更多演出機會。「香港許多古蹟隱藏在小型屋邨，甚至大自然中，過去我們亦曾在道風山演出。」目前，香港有1444幢歷史建築，但由於天氣潮濕，真正適合弦樂演奏的室內場地有限，音樂家要走進古蹟並非易事，李垂誼也不例外。「許多古蹟為免構成任何損毀，未必願意讓我們進去。」

然而，李垂誼從未想過放棄，反為嘗試從選曲入手，突破空間及觀念局限，「如場地若無法容納鋼琴，我們會改用其他樂器」，只因相信「空置古蹟也是浪費，能與眾同樂更有意義」。他有感而發說：「很多觀眾若非音樂會，根本不會踏足這些地方，這些地方都是共同歷史，我們祖先留下來，值得驕傲，大家應該珍惜。」

9月古蹟音樂會，李垂誼還特別邀請到D-Day Hong Kong策劃展覽，同步介紹明德醫院及中國軍人參與諾曼第戰役的故事。「我曾參觀他們在倫敦的展覽，那次開幕安妮公主也到場，大家都驚訝香港有此角色。」

D-Day Hong Kong是本地歷史團隊，由一群香港年輕人自發組成，過去一年先後在香港及英國舉辦《唐樓中的二戰日記》展覽。他們透過一本從西環唐樓發現、由中國海軍軍官林炳堯所寫的日記，梳理出中國軍人參與諾曼第戰役、經歷內戰，並輾轉來到香港的故事。同為歷史愛好者，李垂誼深感震撼，「香港是否還有更多待發掘的故事呢？」於是雙方一拍即合，因他們同樣運用民間方式普及歷史。

從明德醫院到諾曼第

「香港歷史如何讓人覺得有價值，其實取決於表達方式。」《唐樓中的二戰日記》聯合策展人許創彥認為，歷史故事中主人翁所經歷的挫折與失落，能跨越時空與地域引起共鳴，「大家便開始產生連繫了！」

話雖如此，明德醫院與中國海軍毫不相干，如何融通？許創彥率先向本刊透露，展覽將以「3R」──Resistance（抵抗）、Resilience（堅毅）和Rebirth（重生）貫穿主題，因兩者早年都經歷逆境與戰爭洗禮，卻不約而同在戰後的香港展開新一頁。「三年零八個月後，香港也是一個新的開始。戰前，明德醫院只診治西方人；隨着戰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醫院重開時，病人不分國籍都接收，還開始聘請華人護士。」另一位策展團隊成員麥曉詩補充道。他們從舊報紙中也得到印證，例如六七十年代，華文報紙開始出現關於明德醫院的報道，包括新開的小巴路線、舉辦抬轎大賽、無綫藝員參與籌款等，反映出醫院已逐漸融入華人社區。

「在學校讀世界大戰，只是一個個詞彙。」剛升中五的黃頤，去年參觀完《唐樓中的二戰日記》展覽後，自薦成為義工，因她發覺「歷史突然變得很真實、更親切」。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明德醫院戰時亦未停止醫療服務，「拘留營沒有手術燈，他們利用金屬條反射太陽光進行手術」。黃頤指出，歷史課很少讀到香港史，「透過展覽，香港可以站在主角的位置，原來與許多國家有關聯」。話說回來，明德醫院創辦人Granville Sharp是印度銀行駐港代表，「那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即香港開埠沒多久，反映這座城市很早便已十分多元」，許創彥說道。

——節錄自9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