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廁的建設、維護與管理大多動用公幣。可是，一百多年前的香港，相當數量的公廁並非由殖民地政府興建，而是由在地華籍地產商自掏腰包。無利不起早的華人地產商為何樂意在自家物業範圍內建造臭氣撲鼻、有礙觀瞻的糞廁？原因不外乎一個「錢」字。

撰文：李夢

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莊玉惜的新書《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中，作者提到從1867年港英政府引入公廁制度到20世紀初這五十年間，政府公廁與商業公廁並行，而且商業公廁在數量上遠佔優勢。依照香港政府檔案處的統計，當時幾近八成的公廁由華籍地產商提供。

在那幾十年間，財力雄厚的本地商人進入香港的公共衞生服務領域，在華人聚居區內大量興建公廁，一方面為政府解決了規管華人隨地便溺、影響城市衞生甚至傳播疫情的難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糞廁其實是一盤有利可圖的生意。

珠三角絲綢業興旺 港糞銷量增

事緣19世紀末珠江三角洲的絲綢製造業蓬勃發展，成為中國的重要出口產品，而優質的香港糞便，正好成為當地農民種植桑樹、飼養桑蠶的肥料。當上海的絲綢產業因為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而遭受嚴重破壞的時候，絲綢產業向南遷徙，珠三角於是成為絲綢商人的新的落腳點。從1845年至1867年這二十年間，珠三角絲綢的出口由原本的2600擔迅速增長至9000擔，可見此地絲綢產品在全球市場的需求之旺。

鑑於珠三角絲綢行業快速發展對於糞便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之香港人彼時的飲食相對均衡優良、足以提供優質的糞便，再加上香港與廣東絲綢重鎮順德之間有暢通的水道網絡（虎門水道）相連，因此導致香港糞便的出口量大增，甚至香港的糞便承包商之間掀起炒賣糞便的熱潮。政府見狀，竟在1869年提出「糞便投標制」，出價最高者方能得到當年的糞便收集權。此種做法，一則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二來也有助於促進城市公共衞生環境，真是一石二鳥。莊玉惜在書中指出，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港英政府每年收集糞便的收益竟佔政府總收人的1%之多！

至於當時的港英政府為何願意拱手讓出公廁的管理權以及糞便的收集權，簡單而言，是「政府不想做，於是交給商家做」。而政府「不想做」的原因有二。首先，當時歐洲的公共衞生設施，尤其是城市公共水廁的建設遠非先進。水廁雖說在19世紀中期已在歐洲出現，卻頻頻遭遇坊間的反對聲音。

當年英國的泰晤士河因為與水廁的污水渠連接，以致成為糞便的流入地，其對河水水質的嚴重影響使得一些環保人士和公共衞生學者不得不重新審視水廁的必要性。而當時的水廁系統尚未能有效處理沉積物，以至於瘴氣等傳染病高發，影響城市居民健康。因此，1850年代的英國國內對於水廁設備的使用尚且疑問重重，又如何會為遙遠的東亞殖民地的外族華人安裝這一清潔設備呢？

另外，莊玉惜早前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一場名為「通街屎坑」的專題講座中提出，港英政府與在地華人商界之間力圖維持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前者相信殖民地管治應有本地所謂的精英階層參與，而後者亦希望與政府維持良好互動，以求家族的長久興盛。

莊玉惜更樂意用中性的「共謀」而非全然貶義的「勾結」，來形容一百多年前殖民地時期香港的政商關係。如果套用法國哲學家福柯在其名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一書中提出的觀點，權力不僅僅是「壓迫性」的，也是有「生產性」的，具有建設和形塑的作用。

政府出讓公廁管理權以及糞便收集權予華籍商人，一方面節省了官有土地與公幣開支，另一方面也令到公廁地產商藉此機會增加財富及話語權，甚至獲得進入政界的通行證。《有廁出租》書中提到一則趣聞，說是一位名叫陳培的本地「糞便大王」曾在1917年立下的遺囑中，將一間位於上環孖沙街的公廁全權交由長子管理，而這間公廁的價值（21000元）竟比他在灣仔大王東街開設的六間店舖的總價（15000元）還要高出不少。而公廁地產商因為繳納高額土地稅，獲殖民地政府看重，成為其向華人社會施加影響力的工具，本地商人的經濟權力亦因之轉化為政治權力。

——節錄自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