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樣活在泡沫中的權貴們，聽着：醒醒吧，各位！這不會維持多久。」美國億萬富翁Nick Hanauer，2014年在政論雜誌Politico撰文警告，制度不公令中產階級消失，如果任由資本主義將貧富兩極化，最終有錢人會被革命，大家都輸。兩年前的預言，今日實現了。

中產是發達社會的大多數，介於社會高層與底層之間作為緩衝，但戰後數十年那種有恒產、收入穩定的中產，比例愈來愈少。

全球化+QE=中產下流
近十多年全球化急速擴張，造福跨國公司及手握權力的高官、政客，卻犧牲了普通人的利益，人口及資金的流動在各地製造房屋、教育、醫療資源的稀缺，就業競爭加劇，人們還遭受治安威脅。
2008年金融危機後實行量寬政策（QE），全球央行開大水喉，股市、樓市水浸，同樣是肥了「大到不能倒」的資本家，瘦了平民。量寬導致實體經濟萎縮，民眾購買力下降，加速中產向下流〔見圖〕。

中產受傷了，民粹主義大爆發。以德國為例，二戰後右翼民粹主義是禁忌，但反移民、反歐盟一體化的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竟在今年3月的地方選舉成為大贏家。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列出民粹產生的五個要素：一、外來移民遞增；二、出現經濟危機；三、經濟不平等惡化；四、民眾認為現有體制不可信任；五、政客利用民怨掀起政治風潮。

穆斯林成代罪羊
作為歐盟支柱的德國正正符合這五個條件。德國人的理財方法以儲蓄為主（僅15%德國人投資股票），金融危機後的低息政策降低他們的利息收入，影響退休規劃；樓價炒高令租金上漲，佔德國六成人口的租客們百上加斤。此外，貧富差距創30年新高，經濟復甦後只有權貴獲利。

另邊廂，德國在金融海嘯後一枝獨秀，吸引大量東歐和南歐人才湧入尋找就業機會。2014年146萬外來移民中，逾80萬來自歐盟其他國家的專業人才。這影響了就業、居住等資源分配，進一步為德國中產帶來威脅。
他們對移民潮的憂慮，因為種族成見，具體地投射在穆斯林族群身上，2015年爆發的難民危機爭議，不過是累積多年的引爆點。事實上，難民衝擊中產就業市場，數據上不明顯，心理威脅卻大，七成民眾（多數是中產階級）擔憂被搶飯碗。德國聯邦犯罪局數據顯示，難民犯罪率並不比本地人高，但中產階級有一半認為穆斯林是危險的，四成拒絕穆斯林移民。

被體制遺棄 中產犬儒化
德國的中產階級面對上述種種困難，卻鮮有政黨為其發聲。他們感到體制獨厚窮人、難民、財團，被體制遺棄，久而久之變得犬儒、冷漠，不信任傳統的代議政制。7月公布的中產階級研究顯示，46%受訪者認為德國民主政治失能，73%認為自己無法影響政府決策，60%認為參與政治活動毫無意義。

分析指，這意味着現有體制所建立的政治語言，對他們幾乎失去合法性。人們回歸私人領域的思考方式，去評價公共事務，趨向利己和保守；人權、環保、種族多元等「政治正確」的價值，被指陳義過高；自由、平等、民主等內涵被淘空，甚至被威權思想取代。這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AfD打開空間，政客利用民粹修辭〔見表〕，迎合「受傷的中產」，迅速獲得支持。

類似情況也在香港出現。九七後，中港融合政策令本地經濟單一化、職位臨時化；內地精英來港升學和執業，中產面臨搶學位、搶飯碗的威脅；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搶購日用品，影響資源分配。保護主義思潮應運而生，但長期以來沒有主流政黨觸碰此議題，這個右翼真空為激進民粹領袖提供機會。

總的來說，中產所面對的是全球化和QE帶來的競爭危機，不安感卻被投射到特定族群（穆斯林/難民/內地人）身上。畢竟，以族群差異來解答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最省工夫，也最易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