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４日，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楊敬年，在天津安靜走完了一生，享年108歲。去世前不久，他剛剛當選為牛津大學聖體學院榮譽院士，這是該學院授予傑出院友的最高級別頭銜。因為內地的政治運動，楊敬年曾有22年無法正常教學，但他一直堅持學術工作，90歲時仍翻譯了亞當．斯密的經典之作《國富論》，至今暢銷。對於命途多舛，他說：「我的辦法就是『以義制命』，就是不管自己處於什麼境地，認為該做的事情，我就還是做。」
和屈原是同鄉、1908年出生於湖南汨羅的楊敬年，因為近代中國的戰爭與和平，求學經歷十分複雜。他4歲起接受外祖父啟蒙，13歲通讀「四書五經」。為了將來能在鄉下小學教書，叔祖父借錢送他到岳陽縣城第一高等小學讀書。1924年，楊敬年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7年，又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為參加革命做準備，卻遭遇「馬日事變」（長沙駐軍許克祥反共），楊敬年憤而離校，一邊教書養家餬口一邊備考大學。1932年，因為其他大學都要學費，他選擇了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畢業後，無意官場的楊敬年又於1936年考入了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成為民國四大經濟學家裏的兩位——何廉、方顯廷的得意門生。
遭遇政治運動 「就當害了一場大病」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南開復課無望，楊敬年攜妻帶子輾轉於長沙、貴陽、重慶、蘭州……顛沛流離中，第八屆庚款考試錄取名單揭曉。1945年8月，已經37歲的楊敬年踏上了赴牛津大學求學的旅程，1949年前夕，獲得牛津博士學位。同年，楊敬年回到南開創辦財政系，很快遇上了「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牛津博士學位一錢不值，坐了經濟系資料室的冷板凳。他當時覺得是「晴天霹靂」。楊敬年安慰自己「就當是害了一場大慢性病」，甚至自認為算是幸運者，留在資料室仍能做一些學術工作。在被迫離開講台的22年裏，他做盡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學術相關的事，包括翻譯7部經濟學著作、合200餘萬字，校審、定稿180萬字的聯合國文件翻譯。所有這些幾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無報酬，他說：「無所謂，只要能夠工作。」
「義是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總有學生為他鳴不平，認為他牛津畢業後，要是按照預定計劃去美國，人生不至於被耽誤。在百歲自傳裏，楊敬年以平緩的口吻敍述政治運動中的遭遇，卻「找不到表達怨恨憤懣的隻言片語」。「文化大革命」中，楊敬年的朋友「十個有九個」揭發過他，所謂問題都是編造的，而他從未捏造事實陷害別人。後來得知誰曾揭露過自己，他也不生氣，只是感慨「人性裏有劣根的東西」。在此期間，他受到的打擊還包括，從1974年開始，妻子突發腦溢血，癱瘓在床24年。他們的兒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這些東西就是所謂命，不是宿命論的命，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楊敬年說：「我的辦法就是『以義制命』，就是不管自己處於什麼境地，認為該做的事情，我就還是做。命是我不能改變的處境，義是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地面震動時，楊敬年守在已癱瘓的妻子旁邊，「我心裏非常安定，她已經不能動了，我不能走。要死，那就同死唄。」地震後，他們搬進地震棚，眾人惶惶的夜裏，楊敬年獨自搬着凳子，坐到大樹底下，借星月照明，繼續翻譯他的書。
1979年3月28日，楊敬年平反，搬進了學校的高知樓。原本是早該退休的年紀，71歲的楊敬年卻剛剛開始工作。似乎是要把攢了20年的精力全部釋放出來，在90歲之前，楊敬年做了這幾件大事：開創了國內第一個發展經濟學課程、撰寫《人性談》、翻譯《國富論》。
楊敬年很誠實，稱自己之所以開設發展經濟學的課，一大原因是被分配到研究非洲經濟，「沒可搞的，就擴大範圍，研究發展經濟學」。這門二戰之後建立的學科在西方已有30多年歷史，在國內卻還是空白，楊敬年成了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第一人。他撰寫了《西方發展經濟學概論》和《西方發展經濟學文獻選讀》兩本各50多萬字的教材，每一本都是自己手寫，從不讓研究生代勞，「他們有自己的任務，不能叫他們給我幹活」。
90歲時翻譯《國富論》
1994年，完全離開教研工作的楊敬年覺得，到了總結一生所學的時候了。「我要找一根紅線把學的東西都串聯起來，這根紅線就是人性。人性是一個永恒而且現實的問題，和我研究的發展經濟學、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都有密切的聯繫。」楊敬年說。於是，一本從人性分析經濟的《人性談》於1998年出版。提出世界一切動亂的原因在於兩個根本問題︰政治方面權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經濟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認為人性有善惡，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則讓好人變壞。
而真正讓楊敬年開始成為「名人」的，是《國富論》。這是他90歲時的譯著，一本經濟學的專業書卻出人意料地成為暢銷書，至今重印十幾次，發行10餘萬冊。2011年，亞當．斯密的母校、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校長訪問南開大學時，當天下午就拜訪了楊敬年，送上了《國富論》的手稿給這位遠方的知音。2007年，近百歲高齡的楊敬年撰寫出版了27萬字的自傳《期頤述懷》。2012年，104歲的楊敬年還自己上網查資料、寫文章。最新的作品是不久前口述完成的一篇長文，以讀者和譯者的身份，回憶自己與今年119歲的商務印書館之間長達90餘年的往來。
「只要開始，就永遠不晚」
38年前，研究生鄒玲因為跟不上專業英語進度，她到楊敬年家中辭課，驚訝地發現自己70歲的老師正在學法語，每周兩次課，每天背單詞。「難道你會輸給我這70歲的老人嗎？」楊敬年問。
「楊先生70多歲學高等數學時對我講的那句『只要開始，就永遠不晚』，不僅是我的，而且已經成為我兒子的座右銘了。」學生趙津說。
學生張俊山記得，「文革」後，楊敬年自告奮勇為經濟系77級學生開設專業英語課。結課時，在黑板上寫下這樣一句話：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 not by its force, 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階石為穿。
楊敬年今年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曾說：「我小時候讀過陳獨秀的一部書，《獨秀文存》。裏面有四句話: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一息尚存，決無逃遁苟安之餘地。我覺得人活著就是要求生存、求發展。為了生存發展，一要求知，二要創造。」
